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给直销行业划出这些红线

　　近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修订草案，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。

　　这部关乎14亿人日常生活的新法，多项条例的修订直指社会热点问题：包括考试作弊、组织领导传销、妨碍公共交通工具驾驶、调整对未成年人不执行拘留规定、侵害公民个人信息、厘清正当防卫法律边界等。

　　对直销行业而言，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将“组织领导传销”明确列入治安管理处罚范围。

　　新修订条例明确规定：

　　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；

　　胁迫、诱骗他人参加传销活动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。

　　多次参加传销活动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。

　　新规看似只是行政处罚，但对直销行业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国在传销治理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空白。

　　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对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”设定了“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”的入罪标准，这一较高的门槛导致大量未达标准的传销活动难以被刑事立案。

　　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虽然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，但由于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具有“无公司、无产品”“人员流动性强”“参与者不配合取证”等特点，实际执法中往往面临取证难、执行难等问题。

　　这种法律规制上的断层，使得大量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传销活动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。

　　新修订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通过直接将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”和“胁迫、诱骗他人参加传销”两类行为纳入治安处罚范围，无需以“30人3级”为前提，显著降低了行政违法的认定标准。

　　这一创新性规定与《刑法》共同构建了“行政违法-刑事犯罪”的梯度化规制体系：对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传销行为，可通过治安处罚及时制止；对情节严重的，则衔接刑事追责，从而避免了“要么不管、要么重罚”的治理断层。

　　在处罚措施方面，新规实现了重大突破。

　　相较于《禁止传销条例》中“2000元以下罚款”的单一处罚手段，新条款创新性地引入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，并根据行为性质、情节轻重设置差异化处罚标准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对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”这一核心行为直接规定拘留处罚，对“胁迫、诱骗他人参加”这一扩张传销网络的关键行为则区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。

　　这种“人身自由+情节区分”的处罚模式，比单纯罚款更具威慑力，能够有效遏制传销组织中“组织者”“胁迫者”“诱骗者”等关键角色的违法冲动。

　　在执法实践层面，新规为基层公安机关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灵活的调查程序。

　　此前，针对未达刑事标准的传销行为，基层执法常面临“无法可依”的困境。

　　新法明确规定，只要存在“组织、领导”或“胁迫、诱骗”等行为，即可依法作出拘留决定，无需依赖“30人3级”等复杂证明标准。

　　同时，行政拘留的调查程序允许结合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，更适应异地聚集式传销隐蔽性强的特点。这些规定将显著提升基层执法效能，避免因执法依据模糊导致的“不作为”或“乱作为”。

　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，新规的确立传递出明确的法律信号：参与传销活动并非“法外之地”。

　　治安处罚具有快速响应特性，能够及时阻断传销蔓延，减少社会危害。这种制度安排，既强化了法律威慑，又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治理理念。

　　随着《直销管理条例》修订工作提上日程，配合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实施，中国直销行业正面临深刻的合规转型。

　　直销业仍需要各位从业者撸起袖子加油干，但在奋斗这个动作之上，“合规”两个字已被摆上了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，毕竟当今已不再是“草莽乱长”的年代。

　　行业里各类问题错综复杂，有自己个案的特殊性，但也不能忽略共性。最基础的就是不能违法、违背社会整体利益。如果没有合规建设，我国直销就依然会是“假枭雄“当道、“真英雄”难以辈出。

　　毕竟，立法层面完善之后，才能“名正言顺”。

　　从法律上“正名”，就是要保障直销行业的发展。做到“对症下药”，也是真正考虑长远之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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